有一个朋友前阵子打来电话，说他已经辞了职，可以开始大展身手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了。昨晚，再打来电话，他的声音非常低落。他告诉我，也许他的确是最符合中国人的个性的，他发现除了别人命令他做的事，他居然什么也做不了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服从，否则他将要崩溃了。
于是，在这个夜里，在怀旧的爵士乐中，我想起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这部不知何故又被翻成《刺激1995》的片子。 自始自终，这部片子充满了内心的风暴。
一个无罪的人被投入到这座深灰色的石头狱墙之中，开始了他无望的日子。墙隔开了目光，隔开了一切。这里不存在什么救赎的希望，典狱长嘲弄地对每一个犯人宣布他的权威：“把信仰寄托神。把贱命交给我。”
监狱里，每个人都宣称“我无罪”，因此安迪的无辜便显得如此荒谬。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无罪。安迪成了监狱的另类，在别人眼中，他“仿佛身披隐形衣，他的步态和谈吐在这里仿佛异类，无忧无虑”。他跟所有人不同的地方，在于他怀抱着自己的内心生活——深藏在其中的是15年都未曾断绝过的希望。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能抱持的最坚定的信仰，对于得救的信仰，对于自身的信仰，对于某种无法言明的终极价值的信仰。这一信仰令那把打磨石具的鹤嘴锄具有了坚不可摧的力量。这一点令我想起了《飞越疯人院》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怀：“不试试，怎么知道呢？”
也许在漫长的、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中，安迪可能在完成自我救赎之前便已毙命于此。那样，谁都不知道他曾经做出过的努力，他怀抱的疯狂的信仰，他内心生活的所有经历。但是，上帝是公正的，他必须通过一个安迪来安慰和拯救更多的灵魂。 我不知道，自由对于监狱里的囚犯是怎样一个概念。
安迪做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跟囚犯们一起修屋顶的时候，安迪争取到了警卫海利的信任，通过自己的会计专长为大家赢得了两箱啤酒。囚犯们兴高采烈地喝着久违的啤酒，安迪坐在一旁微笑着注视这一切，带着无可名状的幸福。他为大家赢得的不只是啤酒或者放松，而是一种自由感：“阳光洒肩头，仿佛自由人，像在修缮自家的屋顶。我们像造物主般自在。”
趁着在典狱长办公室做假账的机会，安迪通过巨大的高音喇叭播放歌剧。华美的女高音带着尘世的自由在石墙内飞翔，所有的犯人都被这分外甜美的俗世气息震撼了。他们与这种声音隔绝多久了？他们与渴望听这种声音的念头隔绝多久了？也许真正震撼他们的，是这一俗世气息带来的自由感。石墙消失了。对个体的自我意识重新回来了，哪怕只是刹那的停留。
当然，这根本称不上完整的自由，只是自由的一道闪光，一个飞掠而过的身影，一声模糊不清的耳语。也许自由的破碎面目更能让人们看清囚徒生活的黑暗和残忍，也许刹那间的释放将带来更深重的压抑，也许被温柔碰触过的伤口会更加疼痛——但是，安迪是对的，不能让他们在习惯中麻木，甚至麻木到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麻木了。 在监狱里呆了50年的老布被假释出狱了。
他是如此害怕并要逃避这种自由，甚至想到用破坏纪律跟人打架的方式毁掉假释，以便能继续被关押下去。突如其来的自由把他压倒了，甚至是想想这种可能性就足以令他无比恐惧。
当我首次看到弗洛姆《逃避自由》这本书的名字时，不由有些惊异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不是全人类的理想吗，为什么会逃避自由？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，人类具有逃避自由的倾向。所以他们需要秩序，需要法则，需要规范。
被假释的老布已经在监狱里生活得长久了，已经完全习惯了监狱的秩序。那名黑人囚犯亦即本片的叙事人作出了精辟的分析：“老布没疯，他只是体制化了。起先你恨它，后来你习惯，到后来你不能没有它。这就是体制化。判了无期，等于交出一生，至少也是一部分。”
体制化了的老布完全无法适应外面世界那种自由的生活。他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，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。某天，他在木头横梁刻下一行字：“老布曾在此。”而后悬梁自尽。
安迪逃走之后，黑人囚犯（对不起，无论如何想不起他的名字）终于获得了假释。他几乎要重蹈老布的覆辙。他痛苦地发现自己连撒尿都要向商店经理报告，否则一滴尿都挤不出来。对体制的服从已经内化为一种生命秩序，比生物钟更强大的内部秩序。他走向了同一根横梁，准备选择同一种方式结束生命。仿若奇迹似的，老布留在上面的字迹阻止了他。一只无形的手阻止了他。
在芝华塔尼欧，他和安迪会获得幸福吗？
但我知道，他将付出巨大代价来习惯这本来属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。 |